黄帝陵

    
　　一、《史记》中黄帝铸鼎之荆山
　　我国有多地荆山，究竟那个荆山是黄帝铸鼎之真正荆山，太史公在《史记》又是如何记述荆山的呢?
　　《史记·封禅书》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及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黄帝之弓。”《史记·封禅书》又云：“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太史公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还有：“导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导蟠冢，至于荆山；导渭自乌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
　　通过太史公在《史记》中多次对于荆山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太史公笔下的荆山，是指岐山东到黄河中间的这个荆山，即我们在古籍中一般看到的雍州荆山，又汉冯翊荆山(地处今富平、三原、阎良一带)。另外，我们从太史公《史记》中关于大禹“导山导水”的记述还可以看出，大禹导山导水的每一次胜利，都要与荆山发生关系，而且把取得导山导水胜利这样的大型庆典活动(旅祭)也要放在荆山举行。可见荆山当时处在全国的中心位置。无论是黄帝铸鼎，还是禹牧九金，鼎，从太一神鼎到黄帝天地人宝鼎，再到禹铸的荆山九鼎，鼎是传国的重器、王都所在地的象征。因此，太史公在纪周时便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复都丰、镐。”可见，九鼎也是国都的代名词。(旅祭：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孔子曰：咏诗三百，不足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
　　二、古籍中黄帝铸鼎之荆山
　　古籍中的荆山与《史记》中的荆山一样，由于荆山处于京畿要地，它的地理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散见在各种古籍中的荆山专指雍州荆山，或汉冯翊荆山。像《淮南子》、《尚书·禹贡》、《诗经》、《吕氏春秋》、《左传》、《韩诗外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汉书·郊祀志》、《汉书·沟洫志》等，在《汉书·郊祀志》中就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记述。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古人还对荆山的地理位置专门作了说明：“首山属河东蒲阪(今山西永济市)，荆山在冯翊怀德，冯翊怀德县即今富平县城关乡古城村一带。在《后汉书·郡同志》也有注解：“首山属河东蒲阪，荆山在冯翊怀德县。”从以上可以看出，关于黄帝荆山铸鼎，在秦汉以前，人们的记忆还是相当准确的。
　　三、仓颉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说起仓颉，大家并不陌生。仓颉与黄帝同时代，又是黄帝的史官。黄帝巡访，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仓颉的影子。为了帮助人们了解黄帝荆山铸鼎，《黄帝功德大典》对仓颉的有关记述也进行了收录。
　　《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黄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明嘉靖《陕西通志》在“土地·山川”中对玄扈山作了这样的记述：“玄扈山在县(洛南县)西北一百里，世传黄帝时有凤衔图至此，帝拜受之。阳虚山在县西北一百里。河图玉板云：仓颉为帝(黄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玄扈之水，灵龟负书以授之。”
　　在新版《洛南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述：“洛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史载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曾随黄帝南巡到洛南，“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指掌而创文字”，其字28个，“玄龟负图出洛水”千古盛传，古籍中也有记载。”
　　南巡，史官仓颉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南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是南巡，而不是西巡，北巡呢?原因是洛南在荆山之南，轩辕黄帝荆山铸鼎，轩辕黄帝的国家中心在的荆山，故才有“南巡”一说。因此，我们从仓颉的历史文献中，便很容易找到轩辕黄帝荆山铸鼎的位置。
　　四、大禹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大禹，姒姓，又称夏禹，戎禹，名文命。颛顼之后，父鲧，封于崇(今陕西户县)。爵曰伯。鲧娶有莘氏女，有莘，国名，在今陕西合阳。生禹。大禹奉舜之命治水，在治水的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因治水有功，被舜推选为继承人。大禹治水很辛苦，十个脚趾头都被磨掉了，人们称没有脚趾的足迹为“禹迹”，又称为中国之疆域。是说大禹的足迹遍布于中国的山山水水。至今，陕西渭南一带的人们为了纪念大禹，还把“渭河”不叫渭河叫“禹河”。同时，大禹也总结了治水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把中国分为九州进行区域管理。
　　记载大禹功德的书很多，但最有名的是《禹贡》。在《禹贡》这本书里，以大禹治水之后我国的政区制度，采用自然分区法，详尽记载我国的山岭、河流、土壤。物产、交通以及贡赋。我们还发现，在《禹贡》的这本书中，对长江、淮河的记载相对粗略，而对黄河流域的记载则相对详细。更重要的是大禹每一次导山导水的胜利，都要与一个地方发生关系，那就是荆山。《禹贡》对荆山的地理位置有明确界定，这说明以荆山为中心的渭河流域，在大禹时代，仍然是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大禹在政治上秉承了黄帝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史称“禹秉黄治”。大禹闻满损谦益之戒，于伯益而拜昌言；大禹建学，养老。国学曰学。大学为东序，在国中。小学为西序，在西郊。乡学曰校。祀先圣先师。收而祭养国老于东序，庶老于西序，俱举燕礼，服燕衣；大禹别等级，尊贵卑，立贡法。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大禹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会诸侯于涂山；大禹收天下之铜，于荆山铸九鼎，以象九州。图各州地理贡赋诸法制，以示久远。大禹是继黄帝在荆山的又一位铸鼎人，虽然大禹把中国分为九州来进行区域管理，由于大禹在政治制度上仍然实行大一统思想，所以，九州又喻中华。据史料记载，大禹九鼎其后迁于商，复迁于周。至周定王时遂有楚子问鼎，王孙满对之事。至显王四十二年，姬氏德丧，九鼎终没于泗水。秦始皇二十八年，过彭城，发千人入水求之，终莫能得焉。
　　五、“漆沮”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史记》中有“漆沮既从，荆岐既旅”的记载，那么，“漆沮”与黄帝铸鼎之荆山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大禹在治理漆沮之后要在荆山举行旅祭大典呢?
　　我们知道，秦地有三条以“漆沮”命名的河水，而唯《诗经》、《尚书·禹贡》、《太史公·夏本纪》遂言冯翊之漆沮，因此河多卵石又言石川河。《地理今释》云：“漆水源出西安府同官县北高山，经县城，东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与沮水合。沮水出延安府中部县(今黄陵县)，西南流经宜君、同官二县境，至耀州城南会漆水。东南入富平县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临潼县北交口镇，入渭”。《禹贡》谓“漆沮既从，又东过漆沮，入于河者”是也。又按汉冯翊漆沮即此。此河见于《诗》、《书》，其有漆沮之名比较适宜。《史记·河渠书》之雒水，也叫漆沮，而洛河明显大于石川河，为什么在《禹贡》中只记冯翊之漆沮而不记雒水之漆沮呢?原因是洛水自涧口发源，千里而遥，皆深溪大壑，水即泛滥而不能旁溢，故洛虽大于漆沮，无功则不纪。漆沮自耀州出山，历川原，过罔阜，即时有高下，也总要平畴数百里，与民居比肩，襄陵之势，自不能免，故《禹贡》纪漆沮而不纪洛水也。《汉书·地理志》云：“怀德《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怀德，今富平县地，与白水邻，直路之沮，唯富平石川河正当其地，正由荆北流过。所以，通过“漆沮”也可以确定黄帝铸鼎之荆山。
　　荆山古为“太一”所在地。而黄帝出生在坊州(今黄陵)的小寿山(轩辕丘)，活动于渭北黄土高原，黄帝又言黄地，他们沿着沮水，很容易找到被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神“太一”的所在地。黄帝的许多国家首领如仓颉、雷公等都是这一流域的人，他们死后，子孙们还得到了黄帝赐给的这里的封地。黄帝是中华民族的首领，他遵循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习俗。落叶归根，故其臣子左彻感思，在黄帝荆山铸鼎，鼎成，崩于荆山之阳后，葬黄帝于沮水之源的中部县(今黄陵县)之桥山是顺理成章的。沮水，将黄帝之葬地桥山和黄帝铸鼎之荆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黄陵桥山的南麓在富平县，漆沮将桥山与荆山分割开来。无论是顺水还是沿山，黄帝都很容易找到荆山，雍州有多地漆水或沮水，而“漆沮水”仅此—条。
　　六、“泾渠”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泾渠，指郑国渠和白渠。大家弄不明白，《黄带功德大典》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记载“泾渠”。特别是《郑白谣》和注解，人们似乎就已经可以看到谷口春涨，成千上万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皆执锸争引，不终日而千顷弥漫的情景。似乎可以看到“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淘可乐也的情景。原来，历史上研究黄帝荆山铸鼎的问题，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杰出人物。到了魏晋时期，我国甘肃平凉西北的“朝那”出了一个人才，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十大名医”的大医学家、经学家皇甫谧。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他从坦席学儒，中年患病又开始学医，《甲乙经》就是他总结魏晋以前针灸学成就而写成的医学巨著，皇甫谧的经学研究引人注目，《帝王世纪》便是历代黄帝荆山铸鼎研究和考证的依据。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指出：“禹铸鼎于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也。”他不仅告诉人们，黄帝荆山铸鼎和大禹荆山铸鼎，除了“冯翊怀德”这个地名以外，荆山下的“泾渠”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七、“冯翊怀德”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无论《帝王世纪》还是《汉书》，都有一个黄帝铸鼎荆山和大禹铸鼎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的说法，那么，这个“冯翊怀德”在什么地方呢?西汉高帝时，(前206一前195)，于县境南部设置怀德县(故址在今富平华朱乡怀阳城附近)。东汉时(25—220)并怀德县入频阳县，属左冯翊。西晋时(265-316)，自彭原界(甘肃庆阳地区西南)徙富平县治于怀德古城，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县治由怀德古城迁至石川河北岸(今城关乡古城村一带)。“冯翊怀德”其实就是富平。在古籍中，“冯翊怀德”是富平的代名词。说黄帝荆山铸鼎和大禹荆山铸鼎，“冯翊怀德”是古代一个限定的地名，历史又称汉冯翊怀德。
　　八、考古为黄帝铸鼎之荆山的“山麓之争”当裁判
　　黄帝荆山铸鼎和大禹荆山铸鼎，到了明代有一个大争论，那就是嵯峨是荆山的山，荆山是嵯峨的麓。太史公焉有记其麓而不记其山焉。诸儒的观点可气坏了马理，马理一连便是几个“信误也”的反问，马理关于“黄帝荆山铸鼎”在峨的观点有三：一是唐在峨之阳曾设鼎州，辖三原、泾阳、礼泉。二是峨大荆小，峨山荆麓。三是峨之巅有云即雨，人以为侯，为黄帝“五气”。马理的观点一出，立即遭到诸儒的强烈反对，诸儒引经据典，认为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荆山在唐代即由京师直接管理，哀帝天祐二年也划出美原县设置鼎州。还早在北周闵帝时于中华原置中华郡。其“原”古文为源，乃为“源”也，水泉本也。是根本和起初之意，这些东西早在《说文》里讲得清清楚楚。诸儒还以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的故事反对把黄帝的五行学说庸俗化。由于马理对家乡的偏爱，将周秦汉唐的“荆山览胜处”也考之为峨巅，并以峨之阳有鼎州和湖县考为“黄帝荆山铸鼎”的鼎湖宫，这都给后来史学界带来了一定的混乱。
　　1988年，考古遗址被发现，鼎胡(胡同湖)位于蓝田县焦岱镇。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修建，西汉元狩五年(前118)汉武帝因黄帝故事命名鼎胡宫。有“鼎胡延寿宫”字纹瓦当三式出土。从而证明《三辅黄图》的说法是正确的。但马理毕竟还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并将“参互考订，得名山大川所在，昔所述者，皆辩而述之。”的观点明公于世，针对自己“荆山旧误在富平境中”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忠实地记录了诸儒关于“黄帝荆山铸鼎”在荆的说法。忠实地记录汉武帝获宝鼎后在富平仲山“氤氲有黄气盖焉”的事实，他提出的“今河南阌乡(现灵宝)有鼎湖驿，亦传为黄帝崩处无它左证。况桥陵去此地近，当以《世纪》为是”的观点比较中肯。为后来黄帝荆山铸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鼎胡，作为黄帝御龙升天堕弓之处，也是确定黄帝荆山铸鼎的一个地理位置。
　　九、“终南传说”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在21世纪重点图书《华夏纵横》里，有一段关于终南山的记载，说的是终南山和秦岭隔渭河遥遥相望，终南山在渭河北，秦岭在渭河南，终南山要和秦岭争高比大。“南山生来就好强，一心想当众山王，今日你若比输了，给我纳贡拜我王。”结果，终南输了，无脸回渭北，就一直守在秦岭的旁边。终南又名泰乙，同太一、天一、大壹、秦壹、终南。庄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万物所出，在造于太一”；太一，又指终南。张衡《西京赋》天前则终南。《汉书》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作为北极神，太一和天一相同。《天官书》中保存了黄帝时代的观念，在诸神中，黄帝不如太一的地位高，太一是最高、最大的神。天地混沌为朴，未造成一物为太一，太一即世界的本原。黄帝以太—象征他建立的国家，国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太乙近天都”。《春秋传》载，终南，九州之险。《关中记》载：终南，一名中南，言居地络阴阳之中，即所谓中条山。《五经要义》载：太一者，犹曰天下第一山也。那么，荆山和太乙这两山之间有什么关系呢?2008年10月26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伟利楼”召开的“中国：世界之源”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为我们解开了这个“哑谜”。学术研讨会由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处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王利博士主持。原来，大约6800万年前，一颗被命名“中国龙”的星球造访地球，从它带给地球痕迹的卫星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荆山向南推移了约60公里。而且秦岭南移以后造成的拉力，使荆山南沿阎良地区的地下水变成了南北走向。因此，今天西安秦岭的终南山(太乙)，就是当年的古荆山，也就是第一个见天的山。这样，我们就会明白黄帝为什么会在荆山铸鼎，黄帝为什么会在荆山铸鼎后，把他所开创的中华也称为太乙。换言之，荆山暗喻太乙；太乙，天下第一山也。
　　十、黄帝铸鼎之荆山到底有多大
　　黄帝铸鼎之荆山有多大?从哪里到哪里?《黄帝功德大典》收录了很多文献，它们是这样描述的：
　　吕村原，经县治南，名强梁原，西魏富平县(治)处。原之南，高者为荆山，即《禹贡》掘陵原也。蔡氏传曰：“荆山，即北条之荆。今耀州富平掘陵原，是铸鼎地也。”(明万历《富平县志》)
　　(东原)一名浮山，谓洪水时雍州皆水，兹原若浮，以名。……原东北为赵氏河，河东入漆、沮，为石川河。东原至张村里旧县城东，原稍高起，旧名荆山。……则前此诸儒皆以兹原为荆山也。(明嘉靖《陕西通志·东原》)
　　(昆仑山)东则为荆山地，长十五里，横十里。考之帝王世纪及邑志，则大禹铸鼎处。又名掘陵原，以唐末陵多掘去。知者，唯指为荆山……
　　山之中则有唐高祖陵，人咸呼沙冢，多古碑，土人苦为累，或毁或埋地中。旁为长安古道，唯一二亲王古碑文尚存。右为唐小王陵，无记，唯石马、人环列。……左八角冢则太上皇陵也。(韩文《荆山记》，载清光绪《富平县志》)
　　荆山原，又名断原，习称南原、吕村原。该原沿石川河南岸，西起买家坡，东迄石川河西岸。原之东首有汉太上皇陵，东西横列无名陪葬冢50余座。周秦汉唐时，这里草木葱翠，蔚然深秀，是文人学士游览胜地。(新版《富平县志·荆山原》)
　　北条荆山属富平之南，三原之东，临潼之北，蒲城之西，皆统一为荆山。(《富平县志·吴志·山川志》)
　　荆原又名北原。位于县北45公里，即荆山尽处。自三原县逶迤而东，经富平、临潼二县之交，至阎良为石川河冲断，故一名断原。(新版《临潼县志》)
　　《禹贡》：导汧及岐，至于荆山。《汉书·地理志》称为北条荆山，相传禹铸鼎于此。据《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荆山)则在今富平西南。(《辞海》荆山)
　　十一、黄帝荆山铸鼎的时间
　　《黄帝功德大典》除收录有关黄帝的国家机构、官吏设置、管理制度、井田制、发明、天文、气象、货币等资料外，对黄帝荆山铸鼎的时间，也有—个说法。
　　《黄帝功德大典》记载太史公的话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我同目前有关黄帝纪年有多种说法，据《辞源》并参考夏、商，周的资料，经过精密推算以黄帝开国之日算起。孙中山在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电文，用国家法令确认黄帝纪年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的元年元旦(阴历1912年l月1日)，并正式启用中华民国纪年。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华开国为黄帝开国，并派员去陕西黄帝陵为中华民国开始作继国祭拜，他的“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的诗句早已深入人心。目前，我国广大老百姓仍采用的是农历(夏历)纪年，如果把西历和中国农历相互对照，很简单就知道黄帝开国的时间是西元前2788年10月12日。加上黄帝作为天下共主的76年，黄帝荆山铸鼎的时间为公元前2712年。又据《路史·疏仡纪·黄帝》的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以象泰乙，能轻能重，能渎能行，存亡是谂，吉凶可知。八月既望，鼎成死焉，葬上郡阳周之桥山(今黄陵县)”。既望，即望日的次日，通常指农历每月的十六日。根据以上的历史记载，我们知道，黄帝荆山铸鼎，鼎成的准确时间为公元前2712年农历八月十六日。黄帝鼎成崩焉，举国哀悼，大家纷纷来到荆山。后来，人们便把农历九月九日人最多的这一天，定为登高节，由于这一天适逢重阳，故又称重阳节。希望黄帝能够重新回到人间。
　　十二、黄帝崩于铸鼎的荆山之阳
　　由于有些读者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之在读《史记》这样一本纪传体的历史巨著时，把太史公笔下的“黄帝御龙升天”当神话传说来阅读，这是大错特错的。有人甚至以此还将黄帝划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还有人也以此将黄帝陵认为是衣冠冢。那么，太史公笔下的“龙”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呢?
　　庞进是中国龙文化研究的佼佼者，他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书中对中华民族的“龙”作了详尽的注解。首先，龙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如果换成今天的话来说，龙就是黄帝开国、创立中华的“国徽”。其原因是构成龙的基本元素都是真实存在的，你可以看得见，也摸得着。龙的头是马，马是真实存在的。龙的角是鹿角，鹿是真实存在的。龙的身是蛇，蛇是真实存在的。龙的爪是鹰爪，鹰是真实存在的。龙的尾是龟尾，鱼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具备大海航行的方向，起着舵的作用。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一样，是由天安门等元素组成的，原因是天安门是真实存在的，五星红旗是真实存在的，麦穗、齿轮都是真实存在的，并由这些构成国家的象征。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逐步完美化，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精神”。中华儿女作为龙的一分子，以龙为骄傲为自豪是以黄帝建国、开创的中华为骄傲、为自豪的，泱泱五千年的中华大地，龙已无处不在，无处不存。就连中华民族的血脉也渗透着龙的血脉。成为中华儿女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徽志。
　　黄帝不仅有许多发明，而最重要的是他使中华从三大部落的战乱中第一次走向统一，从而成为天下共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统一，才出现了以后“尧天舜日”的盛世，黄帝作为“御龙人”，在完成建立国家标志性的“铸鼎”大业以后“升天”，人们怎么会舍得他走呢?升天就是今天的逝世，这和毛泽东主席逝世时的“山河哭泣”的词是一致的。《黄帝功德大典》在收录“黄帝铸鼎荆山，鼎成，崩于荆山之阳”这段历史事实时，就“黄帝骑龙升天”问题特意收录了古人的观点，这有助于大家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旧传黄帝骑龙升天，其臣左彻感思，取其衣冠几杖而庙祀之，处于秦皇、汉武时方士之说，固不足信，至谓葬衣冠于此者，乃臣子不忍直言葬帝，故曰葬衣冠，扰称君薨曰晏驾，亦实录也”。“又按仙去之说，犹言宾天云耳。由秦皇，汉武好仙，方士欲售其术故以黄帝为骑龙升天，此妄诞无稽之语也。后人不查，以为事实”。黄帝“德泽流天下，至今人蒙其惠．虽死犹生”。
　　十三、张三丰与黄帝铸鼎之荆山
　　2008年11月30日，太极张三丰第十四代传人刘会峙率弟子中国计算机专家、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江，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智春、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刘超群等亲赴荆山，参加“《太极之光》黄帝荆山铸鼎地缅怀行”活动。那么，太极张三丰和黄帝铸鼎之荆山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一代武圣张三丰，出生在辽东懿州(今辽宁)(一说陕西宝鸡)，十二岁始研习儒学，过目便晓。中统二年，称文学才识，名上闻，奏补中山博陵令。张三丰游葛洪山后受到启发，将殷实之家业田产悉数分付族人，乃束装出游。三丰先后北抵燕赵，东至齐鲁，南达韩魏，往来名山古刹，吟咏闻观，且行且住，如是三十年而无所遇，乃西行至秦陇。三丰游太华，历太白，走宝鸡，度陈仓，见宝鸡山泽中有三尖山，三峰挺秀，苍润可喜，因之自号三丰居士。荆山为黄帝、大禹铸鼎处，周秦汉唐游览之圣地，相传古时有五仙人渡漆沮河，见一巨星飞落跌入荆山山谷，遂在此讲道。晋郭景璞有“奇令遇五龙，千岁方婴孩”的游仙诗，说的就是他见到五仙人时的情景。据乾隆四十三年《富平县志》记载：“五华洞在荆山北，相传五仙人讲道处，洞额张三丰题。”元大德己亥年(1299)，三丰凭吊汉唐二皇后至此，顿然彻悟。黄帝天、地、人宝鼎，则天、地、人合一，一者一统，一则易也。三丰在荆山静下心来，丹拳兼修，始得大地之真元，又集阴阳之正气，饵金鼎之灵膏，处纵横之极心。(五通午，乃一纵一横处也。)身心相修，德艺双修，性命双修，从而创造出精美绝伦的太极拳，太极拳之真谛乃取之于一理，二气，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其始于一而终于九，又复归于一。一，易道备矣。三才，就是天、地、人，三丰取此作拳法，使太极拳通乎易理(《易经》)，主于道(《道德经》)，而依于医(《黄帝内经》)。三丰首创的内家功法和拳法也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自然规律，达到天、地、人合一，精、气、神合一，意、气、形(劲)合一，它以意承先，以心行气，气流周身，再经坎离相交即可得先天之元气之充实，气以日积，人体若得元气之补充，即可强肾、养心、补脑，从而开发出人体自身之潜能，达到养生、强身、健体、益智、益寿之目的。这和黄帝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一致的。据《道统源法》记载：“张三丰好道善剑，弃官出游，拜访悟道后，于泰定甲子(1324)春第一次上武当山。”40多年后，张三丰还回陕西富平找邱玄清(陕西富平人)代他为五龙宫住持。(邱玄清初为朝廷的监察御司，不久便被朱元璋看重，升为太常寺卿，专门代表皇帝祭祀天地。)据文史记载，张三丰于天顺三年四月十三日觐见英宗黄帝，卒于明天顺八年(1464)，活了整整218岁，如此高寿可见他得养生之大道也。有道是“德则得之”，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悟到黄帝文化之精髓，崇文尚武也是如此。荆山悟道，张三丰的这一科学创举，打破了历代人们想通过灵丹妙药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他在自己的著作最后写道“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这也正是他得道和创道之目的。张三丰非常感激黄帝，他给自己选择的大弟子(陕西灞桥官厅村人)取的名字是王宗，意思是不要忘了老祖宗，给选择的二弟子(山西人)取的名字是王宗岳，意思是不要忘了老祖宗的荆山。他还于元至正庚子仲夏(1360年六月)披星戴月，从荆山朔沮水北上拜竭黄帝陵，在黄帝陵玉皇庙东石壁上狂草《桥山祈仙台》诗一首，此诗在明弘治七年(1494)由延安府台从玉皇庙东石壁拓下，上石立碑于轩辕庙中。现存黄帝陵的《桥山祈仙台》诗碑是由西湖人金籣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四月重立的。
　　十四、从“铸鼎宫”看清代黄帝铸鼎之荆山
　　神奇的荆山原，流传着大量美丽的神话传说，象“三鼎村”、“铸鼎村”、“龙须草”、“聚宝盆”、“脊梁背”等，我们从这些传说里可以看到黄帝、大禹荆山铸鼎之后带给民间的影响。另外，《黄帝功德大典》还收录了“历代名人咏黄帝荆山铸鼎”，我们从这些诗词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黄帝、大禹荆山铸鼎带给我们整个国家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仅从“铸鼎宫”一词，就可以看到清代黄帝铸鼎之荆山是个什么样子。
　　清代的一位大诗人樊增祥，即樊樊山，他曾出补陕西宜川、渭南、富平知县，累官至陕西、江宁布政使。光绪三年(1877)进士，有贤名，吏民畏爱之。他一生写了近三万余首诗，在《次韵和西屏刺史登富平城楼》的这首诗里，他写到“春归秦女吹萧苑，云起轩皇铸鼎山。”因此，荆山有一个铸鼎山或轩皇铸鼎山的名字。
　　被誉为不受清廷笼络“关中四君子”之一的关学大儒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是陕西富平薛镇乡韩家村人。能诗，格律严谨，意味醇深，有《广韵正》、《汉诗评》、《受棋堂诗集》多卷传世。李因笃以他的学识和为人，赢得了李柏、李颙、冯从吾，顾炎武、傅山、康有为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推崇，并相继来到这里。李因笃在赞美家乡的50首“邑里绝句”里，有一首“荆山铸鼎”的诗，在这首诗里，李因笃提到了黄帝、大禹荆山铸鼎的“铸鼎宫”、“铸鼎遗宫”、“古坊”、“砥柱中”。
　　无独有偶，陕西富平清代的另一位学子陈觉，字企革，号退庵，庠生。史称：“德行卓越，言行可法。事长克恭，事师尽礼，信友恤邻，让产焚券，美不胜记。博学能文，尤邃诗文。”他在三首“荆山铸鼎篇”里，除了“昔考轩辕帝，曾铸此山巅”外，也提到了“铸鼎宫”、“铸鼎遗宫”、“古坊”和“砥柱中”。他比李因笃更进一步的是就连如何“驱车渭水、遥望北山、下马攀登”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他们的诗词里，犹如到了当年，像他们一样站在荆山断原顶上看到：天气晴朗，惠风和畅，绝顶清旷，古坊相向，铸鼎遗宫，堂存宝藏。宫奕祀留，瞻拜摩荡，山峙渭北，漆沮绕相，华岳秀嶙，黄河排浪。
　　另据阎良蒲家村老人讲，民国年间，荆山断原坡口的石牌坊还在，石牌坊的对联是：“荆山千古秀，漆水逶迤长”，横额是“人间砥柱”。而陈觉和李因笃写这些诗的时间，大约为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正处在“康乾盛世”。因此，从“铸鼎宫”，就可以看到清朝时期，黄帝、大禹铸鼎的荆山是个什么样子。至于“铸鼎宫”将来恢复成什么样子，我们目前可以从遗址的文物出土、绳瓦、砖和瓦当来复原。
　　十五、周居九鼎，瓜瓞延绵
　　人们看《黄帝功德大典》，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诗经》中三篇有关周人的“绵”、“吉日”与“潜”收录进来。原来，周人引以自豪的是他们从成汤手里得到的九鼎是大禹荆山所铸之九鼎，此九鼎不仅是国宝，而且是传国的重器，王都所在地的象征。周人在太王室父的时候，国都就在漆沮河岸边的荆山上。其国甚小，那时候也没有王室，居住在荆山的窑灶土室里，太王率西迁岐以后，文王以受天命，才像瓞一样长成了瓜。周的国都丰镐，周人把居住在丰镐叫居九鼎。周在宣王时正值中兴，宣王四面出击，得胜后令诸侯会盟于东洛狩猎(即今之军事演习)。周人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田猎和祭祖。周人们深知，瓞虽小，其蔓不绝，犹如我们的民族一样。古时候漆沮南岸的荆山植被很好，山上柴木遇大水以后被冲入河中，常常漂在河面上，是鱼儿最好的栖息之地。周人认为，只有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鱼才为春信之物，祈福的象征，才有资格作为春飨、祭祀宗庙的贡品。从这些诗句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年石川河流域的美丽富饶，还可以看到周人饮水思原、祈求祖先福佑临惠他们的美好愿望。
　　十六、秦畤如韭，荒畤复田
　　秦人为黄帝姬姓子孙，白帝是秦人远祖少昊金天氏，被黄帝封为西岳守山神。秦国始祭白帝，并于秦霊公三年(前422)作吴阳上畦祭黄帝，这是国家公祭黄帝的第一次记载。畦畤崇拜和祭祀黄帝是秦代中央“郊天礼”的重要内容。民谚有“栎阳韭，池边柳，上畦田里南北走”之说。据乾隆《临潼县志》载：栎阳秦畦畤，晋灼曰：形如种韭，畦畤各一土封；明嘉靖《陕西通志·圣神·帝王遗迹》中有上畦下畦。《史记》：秦霊公作吴阳上畦，祭黄帝；作下畦亦祭黄帝。(《史记·封禅书》作祭炎帝)吴阳，谓吴山之阳也。畦畤在旧栎阳县(今临潼区栎阳镇)东北三十里。《史记》：秦献公时，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雨金，自以为得金瑞，故于此作畦畤栎阳以祀白帝。旧栎阳县(今临潼区栎阳镇)北今已全是麦田，大秦在荆山脚下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招贤天下，实行商鞅变法，这被后世定为影响中国进程的100件大事之一。郑国渠又使关中泽卤之地变为沃野，但秦在祭祀黄帝时的节俭据此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秦在栎阳不仅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也为平定天下做好了精神准备。秦始皇富平拜王翦，王翦一人收六国。秦始皇荆山拜荆，一代伟人，谦谦君子。我们从这些文献里，可以看到秦历史真实的一面。
　　十七、汉行天下，淘可乐也
　　公元前205年六月，汉高帝二年，刘邦东击项籍而还入关，到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后问：故秦时上帝祀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帝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帝曰：吾知之矣。乃待我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北畤(五畤为：鄜畤、密畤、吴阳畤、北畤，其中吴阳畤为上下畤)。汉北畤在栎阳，汉得天下以后人关定都也在栎阳。正是汉刘邦一系列安息生养的政策，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民族得到生息和发展。汉字、汉服、汉语、汉宫威仪，汉行天下。“文景之治”的到来是继“尧天舜日”之后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盛世。一个发生在栎阳“紫荆花开”的动人故事，续写的是汉民族倡导和合，强调团结的民族精神。汉在郑国渠的南岸，又兴修白渠，“谷口春涨”便是古时候栎阳的一大景观。由于栎阳西北田高，泾渠不能到，故每值春涨，无论男女老少，皆执锸争引，不终日而千顷弥漫。淘可乐也。(郑国渠引泾至洛含引石川河水，只有春涨时谷口的田地才可浇灌。)由于郑白渠两条水利工程的修建，“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遂成沃野，永无凶年。”唐以后因为主要发展白渠，郑国渠遂被淹废。不过，这一景观已被收入清乾隆《临潼县志·景胜篇》，被永久性地保存下来。
　　据传，刘邦要把国都建在一个“十水之滨、百峰之首”的地方，由于刘邦不认识漆沮即石川河，又名十川河，忘记数自己脚下的荆山，错失了一次“汉行天下”的良机。刘邦的父亲死后，为了占住这块风水宝地，便埋在荆山的断原坡口。但话说回来，汉语、汉字、汉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最有力的工具。正像一位外国总统所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世界人都说中国话。”汉文化的强大魅力使世界不断了解中国，也使中国不断走向世界。“汉行天下”是汉语、汉字、汉文化的无限生命力决定的。
　　十八、唐兴兹原，再造九鼎
　　由李氏父子开创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无论是李白与杜甫的诗，还是吴道子的绘画，抑或公孙大娘的舞蹈，国家强盛时而必然人才辈出。大唐经过贞观和开元两个盛世，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成为世界文化、经济、政治的中心。可是，诸儒们把这一切都与荆山联系起来，把唐的兴起也与荆山连系起来。这一点，除了黄帝铸鼎和大禹铸鼎的历史根源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唐的两个国公都是三原人：刘宏基，唐开国元勋，从李渊起兵，与殷开山为先锋，后率步骑兵万人，东起子午，西至临泾(今甘肃镇原)设屏障守卫。唐的安宁与刘宏基息息相关。李靖，晓通兵法，首战平息王世充，武德四年，亲率大军削平江汉，武德六年再战，使汉水江淮以南尽归唐朝。贞观三年，统兵十万远征突厥，使唐北部从此相对稳定，李靖64岁还带病远征，使唐通往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有人说，“秦靠王翦，唐靠李靖”，这话一点儿不假。按《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唐高祖李渊之祖父李虎，字文彬，北魏时仆射，封陇西郡公，西魏文帝曾赐姓大野，官至太尉，号称八大柱国之一。卒于北周初，因佐周代魏之功而被迫封为唐国公。李虎内迁初居同州(今陕西大荔)，晚年举家定居华池县(今陕西三原)，葬于荆山万寿原。唐武德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被迫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曰永康陵。渭北“唐十八陵”都处于唐太祖永康陵的腹卵怀抱之中。李虎共有八子，李昺为三，其于北周保定四年(564)九月袭父爵为唐国公。李昺四子，李渊为末，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八岁时，袭为三世唐国公。因此，李渊死后，按规制便也埋葬在荆山上，以守望这块风水宝地。《唐会要》载有唐太博士独孤及对唐太祖的评议：“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以为天下之号。”李世民祭皇天后土，祭太祖、祭开国公李渊都先后来到荆山。唐开元十一年(723)，玄宗李隆基效古代先帝，躬祀后土，还大赦天下。而处于贞观和开元两个盛世，起着承先启后的武则天，更是把国家鼎盛看做是头等大事，武则天效大禹也铸九鼎，并于万岁通天元年(696)，铸九鼎成。上各写本州山川物产之象，令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左尚令贾元廨画。并动用十万军队令南北卫士十余万人，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玄武门入。并亲自制“曳鼎歌”。
　　因此，唐代的文人们常常以“唐兴兹原”来赞美黄帝铸鼎之荆山(见唐《轩辕黄帝铸鼎碑铭》)。也以“名常鼎新”形容武则天效大禹铸九鼎事。
　　十九、中华原脉，历史悠久
　　秦中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发祥地。当时的华夏族，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渭河流域，这里水美草丰，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居四夷之中，因此称这个地方为之中华。中华一词最早就是指华夏族生活居住的地方。《隋书·地理志》记载：“富平，旧制北地郡，后周改为中华郡，寻罢，有荆山”。1974年1月在古栎阳所在地，今阎良区武屯镇武家庄农田基本建设时，阎良关山镇的农民挖出了一块墓志铭，上面铭刻着“中华原”三个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史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字。此碑1996年在关山镇再次出土(现藏于西安文博院)，在今日的“中华原”周围，关中大地上散落着许多以“华”为名的山川地名，如：蓝田县有以华胥氏涉雷泽而孕的华胥镇，又有华胥氏陵和华胥氏所建立的古华胥国。华山有秦人少昊即白帝受到黄帝赐封华山神的华山、少华，华阴和华州。耀州有漆沮合流的华原，耀州在，占代又称华原县。三原古为华池县，荆山脚下有华王村。富平则有华阳公主与王翦成婚的华阳原和故县怀德的华朱乡，北周孝闵帝元年(557)于中华原置中华郡等。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历史上记载的众多先祖活动、创业遗迹在“荆山原”乃至于关中大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全国各地都有关于中华先祖活动的事迹和传说，但没有像荆山上这么集中、这么浩大、这么详细的文献记载及历史传说，这些山川地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在黄帝铸鼎之荆山的周围，《黄帝功德大典》搜集到的资料美不胜收，而且历史跨度特别大。
　　北周孝闵帝元年(557)于中华原置中华郡(今城关乡石佛原一带)。
　　建德六年(557)葬西魏文帝元宝炬于中华原(今留古乡何家村，习称大冢)，称永陵。(注：西魏文帝永陵，位于今富平县东南15公里的留古乡何家村，是元宝炬与乙弗氏、郁久闾氏的合葬墓。元宝炬生年无考，534年，北魏孝文帝由洛阳逃到关中，依靠将领宇文泰。次年，泰杀孝文帝，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在位17年，551年驾崩，葬永陵。)
　　大隋开皇七年(587)葬大周使节大将军、安宁郡公夫人贺拔氏于中华原。(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墓志铭1974年1月出土，1996年再次出土，现存西安市文博院。)
　　另外，《黄帝功德大典》还收录了由富平县文化局和档案局提供的大清康熙九年富平县舆图和光绪十七年刻本的中华原疆域图、中华原山川图、中华原沿革图，中华原西南乡图等。
　　篆书把“饮水思源”写成“饮水思原”，人们可能并不太在意。直到央视《汉字五千年》在高天长河中详细解释“中华原”的“原”时，人们才知道“原”是高山的流水，水泉本也，即就是我们所说的“源”，是起初和根本之意。可见，中华原的历史之悠久。这正是我国多地“黄帝铸鼎之荆山”都不具备的因素。
　　二十、他山之石，旨在引玉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泱泱中华已经走过五千年的光辉历程。
　　《黄帝功德大典》旨在通过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地方对黄帝建立国家丰功伟绩的记述，通过先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到民国这些历史文献对黄帝铸鼎之荆山的记述，告诉人们，黄帝最大的功德就是建国，就是创立中华。
　　荆山原是周秦汉唐时文人学士的游览胜地，又是一块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和古往今来的渭北屏障。富平县历来是京畿要地，而荆山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的每—个进程都有关系。1988年10月，湖南社科院研究员、炎黄研究所所长何光岳在《楚源流史》中指出：“楚人之所以迁到黄帝铸鼎的荆山和夏禹铸鼎的荆山(今陕西富平县西南，有一部分区划归阎良区)，正是楚人系黄帝之裔，与夏又系亲族，他们迁到此，正和原居于此的华夏族联合，以图抵抗商人的侵逼。”又据何先生考证，楚人来此之前，荆山已是荆山，故此荆山非楚之荆。何光岳在参加“黄帝荆山铸鼎学术研讨会”后和大典前，亲自赋诗一首，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诗文曰：“黄帝铸荆鼎，镐京盛会开。功德传四海，神威聚三才(即天地人)。华夏成一统，子孙满九垓。清明国祭日，兆众凯歌来。”何先生把黄帝之宝鼎誉为“荆鼎”和清明祭祀活动称为“祭国日”有独到之处。
　　1989年3月，河南籍教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在《中华都城要览》中指出：“黄帝铸鼎的荆山有湖南衡阳、陕西朝邑、陕西富平、河南灵宝、安徽怀远之说，但陕西富平、河南灵宝记载较多，且陕西富平(荆山，部分今区划归阎良)距黄帝葬地桥山(陕西黄陵)较近，比较可靠。”
　　1991年，杨东晨教授还在《秦人秘史》一书的秦献公“迁都栎阳”中以及《从我国史前铜器看文明的开端》一书均提到了黄帝铸鼎的荆山原。
　　1994年，杨东晨教授在《陕西古代史》一书中写“秦都栎阳”和《先秦民族与文化》一书阐述怀德县(富平县)的石川河(沮水在耀县南与漆水合流成石川河)时，再次提到黄帝铸鼎的荆山原。
　　1995年5月20日，著名学者李春风在《致函程省长》中指出：“渭北有我革命之根据地，又是我民族之发祥地。《诗经》说‘民之初生，自土漆沮。’(漆沮三水流经耀县入石川河)《史记》说‘黄帝铸鼎于荆山。’《帝王世纪》又说大禹铸鼎于荆山。《禹贡》说禹‘导汧及岐，至于荆山。’”
　　其后，惠焕章在22本的帝王百谜丛书《黄帝百谜》中提到“黄帝铸鼎升天之地在今西安的辖区”。从2000年开始，先后有多位学者及美院教授来荆山原进行踏察巡访活动，并将“黄帝铸鼎于荆山”的具体地方，明确定位于被富平人称为南原、阎良人称为北原、三原人称为东原的荆山。
　　继2004年清明节后，2007年重阳节，由陕西开放与发展促进会和陕西省文化经济交流协会等15家单位，在荆山举行“丁亥黄帝铸鼎地缅怀行”活动，电视台将之摄为专题片，报刊也做了报道。
　　2008年3月31日，“黄帝荆山铸鼎学术研词会”在西安文理学院召开，国学大师霍松林、海内外著名学者何光岳到会，二十几位学者就“黄帝荆山铸鼎”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会后，国学大师霍松林题词并参加黄帝荆山铸鼎大典，又亲笔为《黄帝功德大典》题写书名。
　　是年4月4日(清明节)，在荆山原后土祠，由世界华人联合会(总会)、轩辕黄帝铸鼎活动组委会、构建创新型和谐陕西组委会、西安电视台联合举办“世界华人公祭轩辕黄帝荆山铸鼎大典”。是日，荆山原迎来一个庄严的时刻，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荆山原唱响，世界华人联合会总会主席、中央党校及中国高层决策协会领导和群众共同向轩辕黄帝行三鞠躬礼，邀拜终南，祝愿伟大祖国繁荣鼎盛。
　　但也有些作者，由于缺乏对黄帝荆山铸鼎历史文献和地理位置的全面了解，片面提出“黄帝荆山铸鼎阎良说”、“黄帝荆山铸鼎泾阳说”和“黄帝荆山铸鼎盘龙说”，这些排除经济的因素外，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于黄帝荆山铸鼎问题的关注。
　　《黄帝功德大典》由于时间关系，还有许多历史文献没有收录进来。收录这些文献的目的，一是使读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对中华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判断。二是希望有更多的有关黄帝荆山铸鼎的文献走进来，以丰富我们的国家文化。
　　

黄帝功德大典/刘洪涛编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